古今中外領導人物—甘地的智慧與風範(上)

甘地的領導思想研究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最終可以獲得英國的讓步，並獲得人民封為「聖雄」的封號，絕非只是單純的消極不合作行為就能達成，相反的，在不合作的背後，隱含有更深入的積極面意義，以至於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可以持續做為其對抗英國霸權的終極武器。因此，究竟這個不合作運動的精神，隱含了哪些重要的領導思想？這個領導思想又是奠基在甚麼樣的學理基礎？這些都值得進一步去探究與省思，而透過相關理論的詮釋來分析不合作運動的行為，並從中獲得組織領導經驗上的啟發，對於甘地的領導哲學，才能有更深入的見解，並從中窺見甘地這一偉大人物的不同面貌。是故以下分別綜合社會學的衝突理論、社會實踐論來探究這個不合作運動的思想本質性與啟發性。

一、馬克思衝突理論觀點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說：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由於印度本身種姓制度的階級分化，形成了有利英國殖民的溫床，表現在社會現象上的被剝奪，便是甘地眼中所看見的一切不公不義現象，諸如：佃農的長期被剝削、經濟的不自主、法令制度的歧視...等，因此，當大部份普羅大眾的生活受到了少數階級份子的操控與把持，特別是在經濟與政治層面，使得群體中的大部分人無法自在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被迫必須服膺於自我生存導致個人的價值被剝削的狀態下，必然導致衝突的發生，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也是根基於此情境下的必然反應。

另外，生產者的自主性與其個體性的被彰顯具有高度的關聯。馬克思的異化定義說：「人創建的機械化生產世界，不但未能為人服務，反倒使人屈就於非人性化的生產律條，致使人不但未能藉此實踐精神意志，反而被囚禁於非人性化的機械模式中」，因此，當印度人民因英製物品價格過於昂貴而買不起，但自己卻又被迫生產該物品，在精神意志被嚴重打壓的情境下，甘地提出了解放生產工具的觀念，領導群眾拒穿英國衣服，而提倡人人自行織布，這樣的社會行動，可以說有效地從根本上破壞了資本體系建立的基礎，由於，經濟資本的養成需要仰賴高度的勞力付出，當勞工普遍罷工或是拒絕參與這一個遊戲時，則異化的循環狀態也就打破了，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正是透過奪回生產的權力，來喚起人民的精神意志，並進而達成自我解放的目的。

進一步探究，這個不合作的運動的行動的原則與執行手段的關係，可以發現，甘地雖然在觀念上運用了衝突論的思維來成功的取得行動上的執行基礎，但在手段上的執行上，卻遠離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激進路線，走向了不過度強調權力的軟性施為，換句話說，甘地走出了勞資對立所產生的價值對立的強弱、善惡…等泥沼，在不以攻擊最為主要手段的行動下，造就了甘地不合作運動之所以可以持續維持並保持彈性應變的空間，這是相當高明的政治手腕運作，若以談判觀點來看，他創造了第三對話空間，讓英國政府不得已順著他所安排的路線行動，並且在過程中，不斷調整與應變。

二、布迪爾社會實踐論觀點

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的社會實踐論，又被稱為反思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或是生成結構主義（引自社會學理論，P.441【Baert,1998】），這個論點的基礎強調所有存在於社會的一切結構，諸如：社會資本（經濟、社會、文化）、社會場域（空間、制度、政治結構）...等，會經由內在的外在化歷程，引入行動者的自身體驗，使得行動者在內在無意識中轉而為了服膺外在結構，產生了符合該外在環境的慣性（或稱為習性「habitus」），而此慣性也帶來更多的資本與好處，以致於，行動者認同外在結構的利益，因而自動化地趨向於去建構符合社會空間的結構，此一透過外在的內在化過程，讓社會結構與行動者之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互利關係，但也相對地限制了行動者內在突破社會框架的能力。

因此，社會實踐論強調，個體的實踐，不是單純的來自於個人內在主體性的反應，因為主體性是建立在社會情境脈絡下的被動行為，但是，倘若個體認清了社會的動態流轉（dynamism）過程，並意識到自己在社會情境的脈絡下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進而認清自己的慣性後，便能啟動更高層次的內在主體意識，並依循此模式，建立出更符合人們生存的社會結構。

由此來看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可以看出此運動的行為模式，便是呼應此理論所強調的個體性存在的精神。不同於衝突理論的對立局面，甘地他同樣認同人民的主體意識存在，他回顧過去的歷史，發現任何的君主帝王都不能夠真正貼近人民，去帶領人民看到更遠的未來，往往都是透過不斷的流血衝突而產生新的霸權，換句話說，改朝換代的只是統治者的名項，根本上的霸權思維並沒有消失，由社會實踐論來解讀，便發現了霸權結構與被建構的機制是難以突破的循環，如果統治者或是被統治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則社會自然會不斷實踐這樣的僵局，直到在習性、資本與場域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產生變化，才會形成一個新的結構。

新的結構要形成，關鍵在於人民（行動者）的主體意識要被喚起，唯有自己內在思想上的轉換，才能形成外在行為上的具體變化，因此，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很大程度的推動，不是在喚起人民去做形式上的不合作對抗，而是有更深層的、更靈性層次的期許，期待印度人能提升自己的智慧，讓自己足以有資格可以說服別人，我印度是一個成熟獨立的個體（國家），進而讓英國在承受國際的壓力下被迫自動讓出統治權。

因此，對於甘地而言，他的難題在於，如何在結構抗衡與個體自覺間，做出最好的平衡，一來要打破既有的舊習社會框架，透過法理的協商來突破實際上的法治獨立基礎，但卻又不能流於形式上的空談；二來，要喚起人民的獨立意識，以匯聚談判的民意基礎，但卻又不能放任民粹主義的橫行，以免失去理性談判的協商空間。幸運的是，這樣的困局，得以運用社會實踐論的觀點來解套，這也是甘地不合作運動成功的另一個重要關鍵，那就是創造另一個新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也是前面所提到的第三對話空間，透過新型態的空間運作，影響既有的結構場域與社會資本，進而影響身處在相同情境下的行動者，讓他們去看見同樣的習性存在，同時也喚起了自身的覺醒意識，再回頭去修正、翻轉、擴大既有的社會空間，形成更高的對話層次。如此一來，這樣的社會運動模式，便脫離了衝突論的二元對立模式，從而開創出新的對話局面，一但有了對話，就有協商的空間與改變的契機。

因此，現在的問題來到了「不合作運動」的第三對話空間如何建立？這需要從運動本質的維持、與論述空間系統的形成來詳細分析之。

首先，在運動本質的維持上，甘地必須確保其行動的「純正性」。

因為任何一個激進主義者的言談與行動，都會破壞「不合作運動」的初衷，導致運動的本體失去焦點，甘地常常面臨到這樣的危機，因此，他最好的方式便是停止運動讓行動降溫，並要求人民回歸人權價值的普世思想。另一方面，除了必須仰賴印度人民的充分配合之外，更需要獲得國際性的同理與認可，因為在統治階級的威權領導觀念下，被剝削者的反動會帶來無法想像的社會破壞與不和諧，因此，決定不合作運動是否能長遠且溫和進行的關鍵影響因素，便是要始終保持它原來的樣貌，那就是：回歸到普世人權精神的落實，而這就是「不合作運動」的本質！

第二，論述空間系統的形成，必須是多元且全方面的。

因此，根基於此的觀點下的運動模式，便從單方面的對外抗拒，也走向對內（反抗者、行動者）的高度自治，這正是甘地不合作運動最令人激賞的精神。是故，在後期的各項行動中，會發現甘地不斷的透過絕食抗議、與強調人權思想的談話來啟發國內行動者的內在智慧，同時也藉此凸顯出英國霸權的醜陋本質，以形成國際間的對話空間，藉此透過境外力量來確保第三論述空間的存在，因此，可以由此看到一個系統的形成，那就是甘地領導的群體用「不合作運動」建立了自己對於抵抗霸權行為的論述，而此論述與各個國家勞工階級的問題有著高度相關，因而從原本的印度與英國之間的「國內問題」，間接轉變成了全球化的「國際問題」，大幅擴大論述空間的結果，迫使各國領導階層必須回應自己國內與此事件相關的核心問題，促使該議題真正在國際間發酵，而不同國家根基於國家利益與回應人民公平正義的需求，便對內開始形成了自己的對話空間，因此，對話的場域不斷的交替影響與變化，與此同時，也高度關注印度獨立運動的發展，一旦英國又回到了暴力型式的回應，則英國便失去了對話的籌碼，最終，歷史的劇本告訴了我們，英國最終放棄了武力的暴力干預，而被迫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線，進而做出統治權的讓步。

代表諺語
1.我不要再生。印度教徒最高最終極的目標是跳脫輪迴轉世，揚棄每一個出生必將再生週而復始永無止境的磨難。
2.我們必須學會尊敬別人，不是因為他們有著怎樣的價值，而是因為他們是——人

心得與結語
俗話說：「格局決定結局、態度成就高度。」甘地的一生，絕對是後世子民景仰與崇拜的楷模典範，因為他超然於二元對立之外的公民運動，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由此奠定了印度終能獨立的美好結局；也因其設身處地為全印度子民無私付出的宏偉氣度，以及不爭名奪利事事反求諸己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印度聖雄的偉人高度。

1999年《時代》雜誌評選為20世紀風雲人物第一名是愛因斯坦，第二位世紀風雲人物是羅斯福總統，第三名則是印度的甘地，其精神在於：他以個人之力抗拒專制、拯救民權和個人自由的象徵，有趣的是，第一名的愛因斯坦卻大力地表達了他對甘地莫大的敬意，他說：「我認為甘地的觀點是我們這個時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們應該朝著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過暴力達到我們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認為邪惡的勢力結盟。」。200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以聖雄甘地的生日10月2日訂立為國際非暴力日，目的是希望各國反對任何的暴力行為。

然而，這一切的付出過程，非常人所能堅持與比擬。甘地終生為求印度獨立，畢生絕食16次、入獄18次、被關了2千3百多天、先後遇刺5次，為其印度獨立的過程付出了其一生的歲月，與其說他是一名令人尊敬的政治家，倒不如說他是一名胸懷大愛的宗教家。

甘地主張不流血衝突、非暴力與不合作運動的做法，在當時全世界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瘋狂軍備浪潮下，像是一盞溫暖的明燈，照亮了舉世昏暗的無明天空，透過自身修行上的堅持與道德理想的傳播，印度人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希望與溫暖，無怪乎愛因斯坦這樣評論他：「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歷史上竟走過這樣一副血肉之軀。」（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ly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

一如耶穌基督的救世觀，與佛教地藏王婆薩的入世救贖思想，強調即透過自身的絕食抗議，昭告印度人民站在更高層次的觀點上來抵抗英國低等的霸權統治，因為甘地曾說：「人必須有勇氣願意接受打擊、多次的打擊，以證明自己不還手，但也不退讓，這樣就能喚起人類的本性，減少對方恨意，並使對方有尊敬之心。」

從這樣的談話，可以深切地體會到，甘地做為一個具有堅定信仰的國家領導人，其境界已超越了自我、宗教、種族以及國家的藩籬，正是因為其宏觀的視野與超然的格局，讓人民願意交付自己的生命去追隨這一位走在思想前端的智者，由此我們更加體會到，一個好的領導人，其根本之基礎必然要建立在「愛」的本質上，企圖追求任何領導的技巧與形式，只能短暫的蒙蔽真相，但卻無法匯聚更多的能量，這是我透過甘地的偉大故事中所學習到關於領導最重要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