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聽到有人轉述：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並以此來強調民主價值的可貴，對於這樣的說法，我提出我的評論與反思。
首先，我必須先承認，過去的我也直相當認同這句話，但隨著這次學運的波及影響，我對內首先檢視了這句話的真實性。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檢視的動機呢？因為我發現，當民主機制已不存在時，再用這句話來強調民主精神的重要，無異是緣木求魚。
但是，有趣的是，我們似乎只看見這句話的表層，但卻未思考說這句話的人其背後的脈絡為何？
試想兩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
一個小孩和一位媽媽出門買玩具，媽媽說你可以使用零用錢去買你想要的東西，小孩很興奮的挑了一個電動玩具，但是媽媽說電動玩具有害身心健康不能買，但你還可以說你想買甚麼，因為，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你有發言的權利。後來，在媽媽細心的引導下，小孩買了參考書回家。
請問，這位媽媽是否具備民主的精神？
第二個畫面（電影"林肯"裡的一個片段）：
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激進派聯邦眾議員史蒂文斯，主張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但卻與保守派的布萊爾，起了相當大的衝突，而林肯總統知道，如果雙方繼續僵持，不要說爭取黑人與白人平權，甚至連奴隸制度都很難廢除，因此，勢必要對保守派做出妥協，才能讓廢除奴隸制度可以優先通過，於是努力遊說史蒂文斯妥協，希望他改變說法，讓保守派可以投贊成票，後來，史蒂文斯說：「我不是主張人生而平等，但我贊成所有種族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就連你這個噁心的爬蟲類，都能享有在此殿堂上發言的資格，因為這是法律給予你的權利」。
請問，這段對話是否具備民主的精神？
兩相比較，看似都運用到了言論自由，但是，前者運用民主的話術，實際上是依據其想法來執行，小孩的想法並未受到尊重，也沒有任何對話；後者是真正實踐民主的協商機制，讓激進派與保守派能夠協商出一套可行的規則，最終真正落實了廢除奴隸的歷史性改革。
由此可知，「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的運用，必須是兩造雙方都在對等的權力結構下，才能真正發揮民主協商的功能，否則，當這句話變成一種話術時，會讓我們以為其實享有了無限上綱的言論自由權，但實際上，很可能這當中會包含以仇恨、排外與漠視的底蘊，特別是部分有心人士，會透過此話術的操弄，來混淆關於自由的本質，扭曲民主精神的意涵。
而事實上，這句話其實不是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而是是英國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題為《伏爾泰之友》的書中引用了這句話，而這句話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在下方連接的文章中，有清楚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看。
總結來說，社會科學的邏輯裡，從來沒有一定正確的事，左派與右派、鷹派與鴿派、溫和與激進、都是放在天秤的兩端，彼此相互抗衡而相互依偎，但這是理論世界的美好。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如何看待更多的衝突與誤會，如何在看待每一個社會議題的背後，都能跳脫出對立的局面，不以選邊站的情況下，進行更多思想與做法上的調合，是社會科學的重責大任，也是知識份子的責任與挑戰。
如果，當我們大家都自詡為一個民主的公民，那麼關於言論自由的審度，以及觀看言論自由的角度，勢必都要經由更多層次的翻轉與解構，才能窺見名言背後的所要告訴世人們的意義，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先能夠仔細評斷名言本身的真實性，這也是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中，一個優秀公民應努力自學的功課。
但是，有趣的是，我們似乎只看見這句話的表層，但卻未思考說這句話的人其背後的脈絡為何？
試想兩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
一個小孩和一位媽媽出門買玩具，媽媽說你可以使用零用錢去買你想要的東西，小孩很興奮的挑了一個電動玩具，但是媽媽說電動玩具有害身心健康不能買，但你還可以說你想買甚麼，因為，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你有發言的權利。後來，在媽媽細心的引導下，小孩買了參考書回家。
請問，這位媽媽是否具備民主的精神？
第二個畫面（電影"林肯"裡的一個片段）：
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激進派聯邦眾議員史蒂文斯，主張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但卻與保守派的布萊爾，起了相當大的衝突，而林肯總統知道，如果雙方繼續僵持，不要說爭取黑人與白人平權，甚至連奴隸制度都很難廢除，因此，勢必要對保守派做出妥協，才能讓廢除奴隸制度可以優先通過，於是努力遊說史蒂文斯妥協，希望他改變說法，讓保守派可以投贊成票，後來，史蒂文斯說：「我不是主張人生而平等，但我贊成所有種族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就連你這個噁心的爬蟲類，都能享有在此殿堂上發言的資格，因為這是法律給予你的權利」。
請問，這段對話是否具備民主的精神？
兩相比較，看似都運用到了言論自由，但是，前者運用民主的話術，實際上是依據其想法來執行，小孩的想法並未受到尊重，也沒有任何對話；後者是真正實踐民主的協商機制，讓激進派與保守派能夠協商出一套可行的規則，最終真正落實了廢除奴隸的歷史性改革。
由此可知，「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的運用，必須是兩造雙方都在對等的權力結構下，才能真正發揮民主協商的功能，否則，當這句話變成一種話術時，會讓我們以為其實享有了無限上綱的言論自由權，但實際上，很可能這當中會包含以仇恨、排外與漠視的底蘊，特別是部分有心人士，會透過此話術的操弄，來混淆關於自由的本質，扭曲民主精神的意涵。
而事實上，這句話其實不是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而是是英國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題為《伏爾泰之友》的書中引用了這句話，而這句話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在下方連接的文章中，有清楚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看。
總結來說，社會科學的邏輯裡，從來沒有一定正確的事，左派與右派、鷹派與鴿派、溫和與激進、都是放在天秤的兩端，彼此相互抗衡而相互依偎，但這是理論世界的美好。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如何看待更多的衝突與誤會，如何在看待每一個社會議題的背後，都能跳脫出對立的局面，不以選邊站的情況下，進行更多思想與做法上的調合，是社會科學的重責大任，也是知識份子的責任與挑戰。
如果，當我們大家都自詡為一個民主的公民，那麼關於言論自由的審度，以及觀看言論自由的角度，勢必都要經由更多層次的翻轉與解構，才能窺見名言背後的所要告訴世人們的意義，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先能夠仔細評斷名言本身的真實性，這也是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中，一個優秀公民應努力自學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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